征收的泛化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权保障水平的降低。
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复述了《宪法》第4、121、139条关于地方语言的内容。对于国族认同建构而言，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普通话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甚至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重大意义。
即使在中央集权最盛的路易十四时期，法语虽然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但其使用范围仍然局限于王宫贵族及文人圈内，说法语的人数不足一百万。[53]其中并未提出新的规则或标准，但有两点值得注意。该法的适用范围尽管已经相当广泛，但仍然存在一定死角。二是2021年报告出现了审查程序上的变化，与2020年的主动审查不同，2021年的审查源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建议。[56]不过，如果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则应将精力集中在法律本身的冲突问题。
[45]该条规定：法兰西为一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34]刘飞宇、石俊：《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作为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再限制，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其在立法中适用有助于权衡立法主体是否选择了最佳的规制手段或措施，借此达致良法善治之目的。
立法主体通过这两个过程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并经过衡量尽可能地达致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制定出为大部分利益主体所认同与信守的行为准则。（一）适用客体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中的裁量权的治理，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侵害。[36]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5]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21]李军：《法哲学视域下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解读》，载《求索》2008年第11期。
实体裁量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内容上的一种选择。此处，党中央首次将良法问题置于政策前台。比如，范进学认为：在我国，随着合宪性审查专门机构的确立，比例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进程中必将经常性运用，因为比例原则毕竟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而且提供了阐明宪法正当性的理论工具。于《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而言，面对维护城市形象和公共秩序这一立法目的，大连市政府在制定该规章时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手段，如加强对乞讨人员的救助、加强对乞讨人员的管理、设立专门的乞讨时间段，等等。
[38]这些弊病反映在实践中，就会让公民永远都有可能诉诸更为有利的管制措施，整个法制系统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比如，《立法法》第67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8]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这提升了备案审查机制的地位，也加快了完善备案审查机制的步伐。
那么，我国立法过程中究竟是否存在裁量权？又能否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比例原则的适用是否会侵犯立法主体的自主形成空间？随着当前中国社会正从法律之治向良法善治进行历史性转型[3]以及备案审查机制与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日臻完善，这些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亟需在理论上加以厘清。但观察发现，比例原则在我国的研究和适用主要集中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的执法领域，而作为执法之依据的立法，则很少关注。
[42]See 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Limitations,Translated form the Hebrew by Doron Kalir 53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43]参见汤德宗：《违宪审查基准体系建构初探---阶层式比例原则构想》，载廖福特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6辑），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2009年版，第1-78页。[10]这一点可以从凯尔森的规范理论中得到进一步说明———上位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下位法加以拘束，其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裁量空间，上位法仅仅构成对下位法的一种框架性约束。
从质的方面来看，将公民的生存权和环境权或良好居住权置于一个天平上进行衡量，显然不成比例。关于其具体内涵，目前各地解释不一。[5]在内涵上，比例原则由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三个子原则构成，从这三个子原则的具体要义来看，它们都是围绕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而展开。[14]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湾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82-183页。至于对相对人权利侵害的大小，禁止乞讨明显是一个侵害最大的手段。对于公民权利的立法限制，即国家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对公民权利进行的普遍化限制，学者甚少谈及。
它就像一把标有统一刻度的尺子，以一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不同的立法，而忽略了立法所涉及权利类型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对于立法而言，它要求立法机关选择的规制手段必须有助于增进或者实现其所追求的规制目标。
[37]二是最小侵害会完全消解掉裁量权。因为在必要性的规范内涵中，不仅有侵害最小这一要求，而且还暗含着相同有效性这一意思，即侵害最小并非必要性的唯一考量因素，相同有效性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润滑作用。
在理论研究中，必要性引发了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一是最小侵害在语义上存在过于绝对化的弊病。因为必要性所要求的权利侵害最小并不能直接简单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最小。
但是，如果从立法活动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规范，它就属于一个典型的公法范畴了。能够通过负担性行政方式实现目的的，就不要采取禁止性行政方式。有学者曾戏谑地指出：难道最小侵害还可以划分为最小的、比较小的、大大的最小侵害……。对于立法主体来说最为困难的是选择最优或令人满意的行政措施。
立法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多元利益格局这一现实。这其中，适用客体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对谁适用的问题，适用场域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何处适用的问题，适用规则回答的是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如何适用的问题。
[12]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现实需要，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授权立法，包括因行政管理需要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特区发展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改革试验而开展的授权立法等。1．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很不稳定，有不断受到侵犯的危险。
后来，比例一词开始向美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延伸，但最终都指向一种意思，即相称、协调、均衡等。[32] 2．合宪性审查机制 作为新创建的一项宪法监督制度，合宪性审查机制所要解决的是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合宪的问题，主要发生在法案的实施阶段，目的是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权威。
但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均衡性是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一个天平上进行权衡，那么就需要一个科学方法让两者能够处于一个可以权衡的范畴内。在我国，《立法法》第3条至第6条分别规定了立法应当遵循的四项原则，即依宪立法原则、依法立法原则、民主立法原则、科学立法原则。该行政规章规定：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在全市范围内设置四个禁止乞讨的区域，分别是火车站地区、客运港站、机场周边200米范围内。经过适当性的审查，初步为立法主体框定了一个可供挑选的规制手段群。
从量的方面来看，为了实现维护城市形象和公共秩序这一立法目的，该规章设置了四个禁止乞讨的区域，涵盖火车站、客运站、机场、各类大型广场、主干道、步行街、三星级以上宾馆、旅游景点、市级党和国家机关周边，等等。均衡性则要求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应合乎一定比例，不能出现严重失衡。
但国家机关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实践中要具体化为不同的主体角色，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如此，比例原则的作用就显现出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对立法开展合宪性审查时可以运用比例原则，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立法内容是否实质合宪的一个有效基准，发挥其可操作性的优势。
比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行为，促进行政机关合法、公正、高效行使行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从字面上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标准是合宪。
